潘玉良这位民国时富有盛名的传奇女画家，她所坚持的“融中西画合于一治”和“同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之”的艺术主张，对当代中国艺术的本体精要和文化精神的诠释发扬，对中国当代绘画创作和理论研究具有极大启发。
20世纪上半叶，一批怀着爱国心的青年艺术家涌向西方，希望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实现改革中国艺术和艺术报国的宏图志向。1921年，潘玉良考得官费生资格赴法留学，先后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和国立美专。之后，吴作人、吕斯百赴欧留学，吴冠中、赵无极、熊秉明则于20世纪40年代抵欧。
1923年，潘玉良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老师是巴比松画派代表画家柯罗的弟子达仰。从此，潘玉良在法国开始长达8年的雕塑和绘画学习。1925年，潘玉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获罗马奖学金，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主攻雕塑与油画。次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在西方学习期间，潘玉良同渴望“用中国艺术打开新局面”的青年艺术家们一起，反观中国艺术，参照中国艺术独树一帜的审美特质，走上中西艺术融合之路。在这批优秀的艺术开拓者群体中，有李铁夫、陈师曾、李超士、徐悲鸿、潘玉良、常书鸿等。他们一边学习运用西方的绘画材料进行创作，一边尝试用中国传统绘画的空间建造油画语言，使具有包容性精神的东方绘画韵味灌溉于西方油画系统。“中西融合”的主张为今日中国油画“民族化”大厦奠定了最初根基，将东方绘画和西方绘画“双峰并峙”局面拉入“双峰融合”时代。
潘玉良的早期作品，多静物或描绘生活场景，其中不乏多幅自画像。潘玉良下笔具“稳”“准”“狠”之势，作品风格多变，造型较为严谨，画风稳健，色彩厚重且充满主观性。创作上，潘玉良的油画作品呈主观平面用色，题材涉猎广泛，受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影响，大多以现实主义为表现手法，以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和家国情怀。在建构上，他们没有套用西方的方法论，而是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绘画实践，以超越和进取的精神探索东西方艺术的结合通路和构图表现。潘玉良把中国传统绘画的线，巧妙地融合进油画作品中，将笔断意连的线条穿插进油画的色彩和形体建造中。
1928年，潘玉良留法回国，受邀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主任。此后，她与徐悲鸿一同供职于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在从事中国油画教育事业中，培养出费成武、张安治、郁风、蒋仁、张蒨英等一批名家。1937年，为深造技艺，潘玉良再次返赴法国，并由此在法国度过40载，直至生命的终点。
在学习期间，潘玉良既不简单复古泥古，也不以洋为美为尊。她以西画为媒介和材料，熟练自然地从中国年画、版画、国画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潘玉良的油画作品用笔肯定，以线条勾勒造型，人物和背景极为精炼。她对中国传统画技法“线描”尤其有研究，且热衷于通过运用线条的变化和内在韵味去实现油画创作。潘玉良油画女人体还大胆突破传统，借鉴了“白描”表现手法。经过西方艺术的视角反观中国文化艺术的历练，潘氏技法追求形似却不拘泥于形准，着重线条传达鲜明的画面结构，这在今天看来仍别有一番情致。
潘玉良在研习西方油画技艺的过程中意识到中国艺术中的用线、气韵和色彩平面化等艺术元素，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独有元素。潘玉良最终选择了中西贯通，得出了中西交汇融合的最佳结合点。现实主义的素材和东方意境的表达、中国艺术情境与西方印象派技法的互通，为潘玉良绘画的两大根基。潘玉良的作品用线较多，并且刚劲有力度，对画面框架结构的支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故得“玉良铁线”之称。
在中国美术馆，藏有潘玉良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花摊》《瓶花和水果》《周晓燕肖像》《自画像》《窗前的女人体》等油画作品。其中《花摊》描绘的是巴黎街头常见景物，其以花棚内为视点，以卖花女为背景，通过购售鲜花的情境，表现了巴黎妇女的生活习俗，也体现了画家对人生、对自然、对美的热爱。画面中，她弱化了购花人的色泽，却以原色点染了虽在阴影中却依然明亮的鲜花。一只黑白的小花狗在花摊前跑来跑去，更活跃了画面气氛。画家用中国水墨画线描技巧速写般地记录了卖花女的姿态，在笔端里浸透着她对祖国传统艺术的一番情愫。
潘玉良一生有两枚最钟爱的印章，一枚叫作“玉良铁线”，一枚叫作“总是玉关情”。据说，每有得意之作时，她便使用第一枚印章；如果是思念家乡的作品，她便钤上第二枚印章。这恰恰印证了潘玉良对中国传统文化热爱的“赤诚之心”，明鉴了潘玉良心系祖国的“赤子之心”。
从构图、色彩到画面情趣，潘玉良集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于一身。她的“玉良铁线”和鲜艳大色块，无不体现着中国书法用笔的生动气韵和西方浪漫主义情怀的交融。西方艺术技艺，扎根于中国艺术沃土，潘玉良在国际画坛中独树一帜地走出了一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西互鉴融合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