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铜章的性质----徽章中的纪念章

引用

引用  五星斋 (2013-06-23 11:42:53):
叫大铜章也可以，叫章牌也可以，只要大家都能听的懂就好。各地区或各国家的籍贯不同生活不同，同一个物品叫法都不同。比如中国的国宝熊猫在中国叫“熊猫”，但是台湾就叫“猫熊”。如果以后要统一了，这个叫法要接轨吗，要接轨是谁接谁的轨。

  
您老说得也是一个“翻译”问题，台湾汉语和大陆汉语是略有不同的，但意思是一样的，比如台湾的（联络）“管道”，大陆说（联络）“渠道”等，但是相互明白就好。如果在理解上引起混乱，就应该改变。比如“徽章”和“章牌”。
  
还比如，西方把一个含有铜章、银章、有大个的，也有如指甲盖大小的各类章的展览会，叫“章牌展览会”，把这个组织叫“章牌协会”（比如“世界章牌联盟”），你却不能搞成“大铜章展览会”和“大铜章协会”，因为里面有银章、有铜章、有小JETON（铜或银）章等等，你一概而论称为“大铜章”就有问题了。  这就是为什么上海出现了一个“银章协会”的原因，其实玩银章玩铜章、玩大章玩小章，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材质和尺寸的差别而已，单劈出来意义不大。
  
“世界章牌联盟”，如果翻译成“世界大铜章联盟”，就搞笑了。

学习。可以算是解疑释惑了!谢谢!

大铜章源于西方。。。傅雷在《罗丹艺术论》中就介绍大铜章，他译成“镌章”

引用

引用第65楼王江浩于2013-06-23 16:28发表的  :
大铜章源于西方。。。傅雷在《罗丹艺术论》中就介绍大铜章，他译成“镌章”

对！！！
献给王师！

真要论“花钱”，我到觉得先要了解花钱的本质，花钱的本质其实是中国的迷信思想。
从《汉书》匈奴传下，就记载：“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汉魏六朝时流行厌胜钱，到了宋，变成了专给小孩佩戴的钱形物，用来镇邪。
花钱也好 厌胜钱也罢，本质是中国迷信。

引用

引用第64楼一苇渡江于2013-06-23 16:28发表的  :
学习。可以算是解疑释惑了!谢谢!

谢谢一苇兄！

各舒已见，论中明义。非常喜欢这样的探讨，颀赏这样的讨论氛围。艺高为师，特别敬佩于老师的博学精业。

一直认为：
在辨析问题上，概念为要本，逻辑为凭理，演绎为结果。
在审美观辨中，功效是本朴，心理是凭据，目的是主旨。

引用

引用第69楼两相宜于2013-06-23 18:01发表的  :
各舒已见，论中明义。非常喜欢这样的探讨，颀赏这样的讨论氛围。艺高为师，特别敬佩于老师的博学精业。

一直认为：
在辨析问题上，概念为要本，逻辑为凭理，演绎为结果。
在审美观辨中，功效是本朴，心理是凭据，目的是主旨。
.......

谢谢您的鼓励！

我记得去年在上海，与罗永辉老师一起聊天时，他告诉我当年（改革开放初期，“大铜章”叫法还未流行之时）郑可教授给他们上课时，恰好雕塑家张充仁也来了，郑张二人在教室后面聊天，罗永辉老师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讨论这种小型的浮雕为“牌雕”。我查了一下网络，证实了罗永辉老师的所言， 很多研究郑可先生的文章都提到“牌雕”——“肖像浮雕是郑可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可以转制成纪念章或纪念币也被. 称为. 郑可牌雕。”

所以，牌与章一样，是medal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就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很久以前，同一种东西，有时叫“奖章”，有时候叫“奖牌”了。

所以，我感觉，在你研究过程中一旦你走入正规，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概念都是准备好的，只等你去发现了。

曾经有过这样一本杂志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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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经很少人知道，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当文艺界不少人聚集在香港时，曾经出版过《耕耘》——一种综合的文学艺术杂志。即使是原来看到过或曾为它写稿的同志，恐怕也早已忘记了。就连作为执行编辑的我自己，如果不是《读书》的编者找来一本已经陈旧破损的创刊号，我连它曾经有什么文章都记不起来了。《耕耘》一共只出版过两期，第三期稿编好发到印刷所，因前账未清，筹不到现款，印刷所不肯再印，只好天折就此停刊了。那第二期后来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找到一本，托人借出复印了一份。 　　自然，看到它的封面就象看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翻看目录和版权页，一个个亲切的名字和每一页版面上熟悉的画，就使我想起四十三年前久已沉下去的许多往事，再当我把这两本十六开四十多页的杂志从头至尾翻阅一遍两遍时，那抗日战争的烽火，当时文艺美术界的许多战友团结在一起的热情，一下子在我心中燃烧起来了。 　　它是抗日战争中唯一的一本在香港出版而又反映前后方文艺美术战线的成绩并为他们输送一点营养的杂志。特别是它在当时联系了全国活跃在文艺战线上的作者，包括国统区和解放区，成为大家所锺爱的杂志。 　　一九三九年秋，在香港靠近西环的半山上，有一排陈旧的楼房，住着上百户人家，从楼窗里可以望见海，这里叫做学士台。靠右首紧挨着的两号门牌，楼上楼下住着好几家文艺界的朋友，有张光宇、张正宇兄弟两家，徐迟一家，叶灵凤一家，还有单身汉叶浅予、丁聪、冯亦代，而从这里上去几十步石级的另一座房子里，住着戴望舒一家。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广州和武汉，有的来自重庆，都是从战火中转移到这里并且暂时站住了脚。如戴望舒和叶灵凤在主编《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张光宇主编星岛的画刊，叶浅予肩负着郭老主持的政治部三厅的使命在香港出版和主编《今日中国》画报向海外宣传，丁聪参加了马国亮和李青主编的《大地》画报和《今日中国》画报的编务。 　　我原来和黄新波、司马文森、石辟澜同志按党的指示参加了四战区政治部宣传组，广州沦陷后在粤北和东江一带工作，一九三九年反共逆流开始，我们按上级指示撤出四战区政治部，司马文森和新波派往桂林，石辟澜往东江游击队，我则被派到香港找到了廖承志同志。我记得第一件事就是他立刻带我去买了一套白色连衣裙换下战区来的军服。自然，在没有找到公开职业以前，学士台就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耕耘》就是在这种机运中产生的。 　　那几家人每天吃过晚饭互相串门，只有光宇家的一间客堂虽不大但却布置得最干净舒适，几位单身汉也喜欢到那里坐。《耕耘》的起源就开始于在这里的闲谈。当时在香港除了摄影画报和一些本地娱乐性或广告性杂志外，没有一本纯文艺杂志。不记得是谁先出的主意：既然我们有这么多人，有作家、画家、诗人、翻译家、编辑家，何不办一个综合性的图文并茂的文艺刊物？大家越说越起劲，谈了几次越谈越具体，从内容到形式七嘴八舌出主意，名称从几种设想一致选出“耕耘”。办法是有钱多出钱，有力多出力，同人共同负责并向内地各线朋友拉稿。 　　当时夏衍同志正好从桂林救亡日报到香港来购买印刷器材，于是我就去征求他的意见，并约好在中华阁仔茶室和大家见面。有叶灵凤、叶浅予、张光宇、徐迟、黄苗子、冯亦代、丁聪和我，这时已是一九三九年底。夏衍同志先谈了抗战形势和香港政治环境的特殊性，同意并支持我们搞这样一本杂志。并指示说以宣传抗战为宗旨，利用香港的印刷条件，内容和形式不妨活泼多样，发挥文艺的感人作用。以在座的人为主，还要团结更多的人。 　　于是便当真着手筹备了。由于在这许多朋友中只有我还没找到正式工作不用上班，大家便推我当实际的编辑。其实我当时只有二十三岁，除了当过《救亡日报》记者和搞过美术宣传工作外，从未编过杂志。唯一的本钱就是敢干、肯干。浅予、光宇、正宇应算我的前辈，甚至和我同岁的丁聪也有编杂志画报的经验，应该说是在他们的帮助扶持下，我才学会了编杂志。特别是光宇，第一期从封面设计到里面主要的版面设计都是在他的创作和统一指导下完成的。那些日子每天晚上在他家里，几乎是手把手的教我画版样，第二期我才独立工作，遇到疑难还要去找他。 　　当时文艺界对出版后的《耕耘》的一致反映，是认为在图文穿插的整体版面设计方面的特色和风格是很突出的。直到四十多年后从香港大学图书馆借出复印时，被一些长期在香港搞出版编辑工作的朋友们看到，都为四十年代就有如此新的设计艺术水平而感到惊讶。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已故的卓越的设计艺术家张光宇同志。 　　我们的经费是很可怜的，除了我拿不出钱以外，大家都拿出十元数十元，黄苗子拿得多一些。冯亦代去拉了信谊药行的广告，但后来大家考虑，放上一点不三不四的广告，破坏整个面貌，索性咬牙放弃这个收入，不登广告了。不久黄苗子、冯亦代都去了重庆。由于黄苗子曾当过国民党办的香港《国民日报》挂名经理，用他的名字做发行人便于向香港政府登记，版权页的通讯处就是他在重庆的通讯处，香港只是租了个信箱。总经售是生活书店，记得是与张朝同同志联系的。 　　我们既没有编辑部，也无须常开会，大家准备自己写或画，定时交稿。同时分头发信给在全国各地的文艺美术界朋友们要求来稿支持，并按第一期“配菜”的需要出题组稿。文字由叶灵凤、徐迟负责看稿，后来我也分着看。画稿由我和浅予、光宇、正宇、丁聪一起看过，选出确定后交我发稿。当然跑印刷所、看校样、开邮箱、拆信回信、算稿费等事务工作都是我的事了。赶时间时，徐迟帮我一起看文字校样，但由于版式要求较高，拼版以后必须由我到印刷所去反复校改版样。 　　经过四个多月的筹备，《耕耘》第一期在一九四○年四月出版了。也许在今天我们的出版习惯速度看来并不算慢，可是当时我们觉得慢极了，特别是许多内地朋友知道消息的急于要看，来了许多信都把我催毛了。 　　创刊号没有发刊词，关于杂志的性质、任务，我写的编后记中有一段说明： 　　“由于(内地)印刷制版条件的渐趋困难，使得不少好作品埋没了，国外的可供参考的作品更无从输入，各地方的艺术宣传的新发展很难得到互相交换的好处，而这些是提高艺术水准的必要条件。同时，抗战之后在刊物中常见的只有文学和漫画木刻，其他姐妹艺术如雕塑、音乐、油画或中国旧形式的水墨画、舞踊……等等虽然还是凤毛麟角，但是也应该尽量发掘介绍，使它们同样也能得到普遍的爱好和认识，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所以《耕耘》将试着成为上述这些工作任务的支柱之一。当然理论的建设和检讨也将是《耕耘》的主要内容。” 　　抗战初期在武汉出版的《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抗战戏剧》以及《读书》四期介绍的赵清阁同志主编的《弹花》等等，全是以文字为主，偶有一两幅漫画木刻。同时在武汉漫画宣传队出版的《抗战漫画》因武汉撤守而停刊后，直到一九四○年初又在重庆出版，不过由于印刷纸张条件万分困难，全部用手工描的石印，自然看起来十分粗劣，较好的是桂林出版的用木刻原板印的刊物。抗战以来，在全国范围来说，象《耕耘》这样的印刷条件、图版占一大半的综合性文艺刊物还是第一次尝试。因此第一期出版两千册，大部分由生活书店发行到内地后，很快销售一空，而且都是辗转传阅，特别是有少数进入延安，美术界的战友如获至宝。但由于经费和稿件的周转，《耕耘》第二期直到八月才出版。在编者“致读者”中说： 　　“从桂林、曲江、重庆、昆明、贵阳、上海、成都、香港、新加坡、马尼拉、以及许多县镇付邮的信，用了各色各样的土纸，贴着各种邮票，染了污痕和水渍，经过很长的路程而到达我们的手里。拆开来里面寄来的是一些欢喜，一些热望，一些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伙伴的关切和批评。这使我们感动，使我们惶恐的觉得不管怎样也不能放弃这工作。因此，当第一期的印刷费还没有付清时，第二期又付印了。” 　　《耕耘》发表的有关政治思想的指导性理论文章，第一期有思慕(刘思慕)的《艺术工作者的政治武装》，他提出当前艺术工作者光是宣传敌人的残暴和我们战士的英勇已经不够了，必须对形势有深刻的认识。第二期有巴人(王任叔)以散文笔调写的《灵魂的探险》，先引用了A·纪德的话：“应该改造的，不单是世界，是人类。新的人类从何处而出现呢？这决不是从外部。朋友，要知道在你自己里面发现它。……”他提出：“探险者还得从个人的灵魂中出来，看看这造成罪恶的灵魂的社会阶级和阶级社会。” 　　有两篇比较珍贵的文艺理论稿，一篇是第一期刊出的景宋(许广平)特为耕耘而写的《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她为此化了许多时间搜集翔实的材料，占五面，附有鲁迅致李桦信手迹和“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目录”图版。解放后有人编入了鲁迅论美术的专集。顺便一提，去年陈梦熊同志从上海给我抄寄抗战中孤岛时期柯灵编的刊物中载有我给许广平为耕耘约稿的信，上款是“××姐”，信中叙述了将要出版怎样一个刊物，最后有“其他××，××，××诸人请你多费心给拉稿……”下署我的名字，抄寄者向我查考几个××都是谁。除广平姐外，可惜其他××是谁我都想不起来了。可见当时在孤岛的恐怖环境中坚持奋斗的同志，千方百计向读者透露外面的文化消息。另一篇也是来自孤岛，第二期刊出西谛(郑振铎)特为耕耘而写的《关于“太平山水诗画”》，有清初萧云从的木刻山水画三帧，是当时刚刚出版第一辑《中国版画史图录》中的一卷的介绍。此外，第一期有倪贻德的《从抗战绘画说到新写实主义》，还有配合景宋的文章，叶灵凤编译的《木刻论辑》，介绍当代英美著名木刻家写的创作经验谈和有关技巧方法的论述。第二期有适夷(楼适夷)的《文艺和绘画的结合——关于文艺插图、连环图画》，林林的《关于民间文艺的断想》等。 　　由于抗战时期的当时，最活跃的宣传武器是漫画与木刻，第一期介绍了中国不少漫画家深受其影响的著名英国漫画家大卫，罗(David Low)和他的九幅组画《七年来的希特拉》，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作了大量反法西斯漫画作品而闻名的。第二期又刊出鹏驹(郁风)的《漫画家威廉·格罗泊尔》(William Gropper)，他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左翼漫画家，经常在《新群众》、《每日工人报》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两期耕耘均刊出他们的作品图版数页。说到这两位漫画家不能不想起金仲华同志，最早在中国介绍外国政治漫画的就是他主编的《世界知识》。 　　诗和散文的作者两期中有司马文森、袁水拍、黄苗子、舒群、艾青、杨刚、徐迟、刘火子、常任侠，还有韩北屏的短篇小说。为这些诗和散文、小说画插图的有张光宇、特伟、阳太阳、丁聪、郁风等。 　　漫画作品的作者有叶浅予、张光宇、周令钊、廖冰兄、谢谢、廖未林等。速写和记事画的作者有：李桦、小丁(丁聪)、阳太阳、刘元等。木刻作者有：张望、建庵、新波、李桦，并用大号字刊出“延安艺展”中古元、焦星河和沃渣的作品。 　　在第二期特别加了两张全版素描插页赠读者，可以裁下来悬挂，叶浅予的《鲁迅六十诞辰纪念画像》和郁风的《高尔基逝世四周年纪念画像》。其他姐妹艺术有郑可写的《浮雕和牌雕》，吴晓邦写的《中国舞踊》，均附有作品和舞蹈速写图版。这是《耕耘》同人们从一开始就强调的：每篇文章尽可能有图版配合，而且要舍得篇幅，不是鬼头鬼脑的小豆腐干。单独发表的美术作品就更是常用满版。如今看来有个相反的大缺点，应该由我负责，文字计算不精确，有些版面文字被图版挤得密密麻麻。 　　两期都发表了用五线谱制版的歌曲新创作，常任侠作词张曙作曲的两支歌和戈忻(陈歌辛)为鲁迅诗《惯于长夜过春时》谱的曲，附有钢琴伴奏谱和作者对演唱和伴奏的要求的详细说明。如今读来试唱，我认为是一首颇能吻合诗中激情和意境的好作品，当时在香港文艺晚会中曾演唱，不知为何解放后从未听到演唱。 　　第一期还刊出《前后方的作者们……》，在当时读起来那样亲切，使相隔几千里而又在并肩作战的朋友们能够互通消息，今天已成为生动的史料。如刘仑从惠州来信说就要到潮安前线去，有个军官找他去，但他不想作官。他还要去找他原来的部队，因为“我真心的爱着它”。昆明雷石榆来信为江西前线日报副刊和即将出版的《东线文艺》拉稿。迪化鲁少飞：“此后弟拟专心于新新疆之描绘”，但他没想到那里不久就成为地狱了。陈烟桥自重庆来信，很想多刻多画，参考品无法得到，“痛苦得很”。胡考说延安最近由全体诗人画家作曲家编辑作家……联合组织了一个文化俱乐部，虽地点在窑洞里，但内容充实，只是画报缺乏，希望香港的人们把看过的中外画报杂志寄去。第二期又刊出《信抄》，有一封从延安来的报道说：胡考一年来致力于“讲演文学”，久未提笔，但不致摇身一变改行到老，明天就到前方去；蔡若虹倒有些作品，准备出品鲁艺二周年展览；华君武担任了鲁艺文艺工作团美术组长，每天忙“生意”，无暇创作，但去年由李公朴夫人带出一大批画，中途失落，刺激甚深；张仃仍在鲁艺画了不少彩色画和新生活素描。摘录较长的是沈振黄从桂南前线来信： 　　“……在火线上敌我相持防线中间地带很阔，有三数十里。舍不得离开田园的民众还很多，平时敌人小队骑马常出扰乱，仇恨的种子，在他们心上已生了根，工作非常容易。……在敌人炮火射程所及的地区内，对面山岗上敌人哨岗隐约可见，我们赶着市集到处开画展，演露天戏，唱小调，观众还是相当挤的，有些人想象着火线上是怎样可怕，其实没有接火时还是平静的，只要大胆些还可以做些工作。” 　　沈振黄这个好同志终于在一九四三年湘桂撤退时从火车上跌下殉难了！黄苗子在重庆的寓所被炸毁，《信抄》中也摘录了黄苗子当时写他的心情的信： 　　“十一日晨与特伟文杰二兄赴赖家桥商洽漫宣队事，九时与日本在华反战同盟同志同乘大卡车，沿途高歌，兴致甚豪，抵乡即遇警报，目睹敌机百十成群，绝不在意。殆三时许解除警报返家，遥见住宅火光熊熊，始知被炸……当晚至中苏文协与特伟同卧会议桌上，蚊蚋搅扰，夜不成寐。计用具衣被之失，殊无所惜，半年以来，置书满架，火之可以复购，亦不为意，独去年日记一册，六七月来所写读书笔记三万字，陈烟桥寄存待印之稿《论木刻与绘画》四万余字，李桦张仃之速写稿，以及照片信件等，一一焚毁无存，殊堪痛惜！但一转念，此仇此恨，原属于整个民族仇恨之一纤维，总有一天整个的仇恨得一解决，则一辈子可以无憾！……上海我失去一批书，广州失去书画不少，这是第三次了。我曾以‘我们年纪还很轻’这句话来安慰被炸的同伴，也安慰我自己，文稿还可以再写，除了朋友们的作品我抱着无限的愧歉之外，真是绝不介意。……一早六点钟从桌子上爬起来，和特伟分了手，拖着唯一的浅予送的皮夹克和一条面巾，袋里挂一个牙刷，经过满是颓垣败瓦的枣子岚垭，想到不知今晚住到哪里去时，才真有点‘难民’的感觉……” 　　当时许多朋友看到《耕耘》刊出此信，都纷纷寄东西寄书给他，我大概也寄了一些什么不记得了，虽然那时绝没想到现在他成了我的“老伴儿”。 　　掩卷之后，思潮澎湃。当年活跃在抗日烽火中的伙伴们，上面提到的许多名字中，如今至少有一半已不在人世。我想念他们，包括死去的和活着的。我更想念当时齐心一致为了民族解放大业而紧密团结互相信赖的精神。 　　我们发出了信，我们伸出了两只手，就有来自全国的无数的手紧握我们的手。我们不愁没有稿件，也不愁没有读者。在已编好的第三期中就有张仃的西北素描彩色画(当时有色彩是很了不起的)，据第二期预告说有两张全页大的画将用三色套印。还有戴望舒的译诗，黎锦明的历史小说《守城》，冯亦代的《山城书简》，关山月的水墨画，全国美展出品的宣传画等等。即使是四十三年后，我还应该向这些作者致歉！虽然有的已在九泉之下了。甚至在第二期末页还宣布了为应读者要求实行直接订阅，但是终于因战地阻隔，卖出的书资金周转不来，眼睁睁地因为掏不出钱而看着它天折了。“文革”中造反派向我逼供时还说：“你们不是拿国民党特务的钱，怎么会在香港出版《耕耘》呢？”我只有啼笑皆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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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感觉，在你研究过程中一旦你走入正规，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概念都是准备好的，只等你去发现了。------确实是这样的，正所谓行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