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通宝钱的样式比较单一，变化不多。但有种“开元通宝背月”钱，却给人们留下谜一样的传说。据说，当时的大书法家，朝臣欧阳询在书写了“开元通宝”的钱文之后，向唐玄宗进献铸币的蜡制钱样。一旁的杨贵妃看见钱样觉得有趣，无意中用手指角在蜡制样钱上掐一下，在背面掐出个深深地指甲印记。唐玄宗见贵妃留在钱样上的甲痕小巧可爱，边下令不得更改。钱样和样钱审查通过后。工匠师傅铸造时，对背面指角印不敢轻易改动，便铸出背面有指角印的“开元通宝”。也就成了“开元通宝背月”钱。铜质开元通宝外，唐初还铸造过金、银质开元通宝。这两种贵重金属币仅限皇家赏赐，供显贵玩赏，并不投入流通，因此存世量极小，尤其是金开元，更弥足珍贵。
唐代开元通宝货币。钱币在唐代始有“通宝”，开创了新纪元，在钱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初沿用隋五铢，轻小淆杂。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最初的“开元通宝”由书法家欧阳询题写，形制仍沿用秦方孔圆钱，规定每十文重一两，每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而一千文则重六斤四两。从此，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沿袭近1300年。
开元通宝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经济决定金融，开元通宝是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逐渐扩大的产物。唐朝（公元618—907年）承隋之后，又重新恢复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时，封建地主经济与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均呈现出繁荣景象。唐太宗于公元626年8月即位后，励精图治，审慎地调整了统治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封建国家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登基后，在位44年，在他统治前期的开元年间，唐朝进入极盛时期，是唐朝高度发展的黄金阶段，史称“开元盛世”。在农业方面，均田制的推行，使耕地面积扩大，百姓生活殷实富足，府库充实。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写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兴盛情景。在城市中，商业兴旺，交通发达，很多城市都设邸店，为商人服务，并出现了原始的汇票“飞钱”（或称“便换”）和信用机构“柜坊”，当时商品交换活跃、钱币收支频繁程度可见一斑。唐代冶炼技术取得新成就，全国有168个银、铜、铁、锡冶炼所，金属器物以捶击与浇铸制为主，运用切削、刻凿、焊接等技术。另一方面，汉五铢钱在隋以前已流通了七百多年，其间历经盛衰，大小轻重已无统一标准，即使隋五铢也有大小多种样式，至隋末战乱，社会上薄小劣钱大量出现。再加上前代周、齐、梁旧钱的流通，则通货之状况极度混乱。唐建国后，为适应其统治需要，于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着手整顿货币，颁诏废五铢钱，改铸统一的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钱文为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及书，文字庄重、隽秀、挺拔，时称其工。其字在篆隶之间，其钱文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通谓之开通元宝钱。《龙川略论》中记载，苏辙至京师，参知政事王介甫问铸钱。对曰：“唐开通钱最善，今难及矣”。开元通宝的出现，开元宝、通宝方孔圆钱之先河，宣告了自秦以来流通了八百多年来的铢两货币的结束。从此，我国的方孔圆钱多以通宝、元宝相称，亦即宝文钱的开始。它的文字、重量、形制均成为后世铸钱的楷模。如五代的周元通宝、宋代的宋元通宝都模仿了开元通宝的文字形制。日本、越南、朝鲜钱制也受到开元通宝的影响，而通宝的称谓一直延用至近代。 开元通宝钱，在我国钱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开元”，意指开辟新纪元；“通宝”，意指通行宝货。开元钱的划时代地位表现在：（整体有误，开通元宝意为一直流通之意）
（1）唐代以前的钱币，多以形制或重量为名称，如刀币、五铢钱等，而自开元钱后，改称“宝”、“通宝”、“元宝”等。
（2）我国古代的重量计数，多以面文标出重量，均将二十四铢为一两，而自从二铢四丝的开元通宝流通以后，中国衡制中的一两十钱便由此产生，二十四进位的铢两制随即结束。钱币的实际重量也不再以甾、铢计量，而以两、钱、分、厘十进位法计量。开元通宝钱，径八分（约2.4厘米），重二铢四丝（约4克）为一钱，每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起用这种新衡制，换算便利，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3）在钱币铸造的形制和重量上，开元钱成为唐代以后各代铜钱的标准,唐开元折十钱背月欣直径41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