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鲁迅致敬！ 请问章友，如果鲁迅还活着，他会收藏大铜章吗？
鲁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灵魂，但很少有人知道鲁迅同时又是一位收藏家。鲁迅先后收藏古籍、碑帖、汉画像、古陶瓷、古钱币、版画等，各类收藏可谓洋洋大观，令人叹服。鲁迅曾不遗余力地对我国优秀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由于鲁迅在文坛上的崇高声誉，掩盖了他作为收藏家的独特地位。
寻觅汉画像拓片
汉画像石刻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石阙上的壁画，主题鲜明，装饰性极强，它融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于一体，被誉为“绣像的汉代史”。它上承战国绘画的古朴之风，下启魏晋风度之先河，是中华雕刻艺术中的瑰宝。
鲁迅是听着读着充满想象的神奇故事长大的，童年时他就对绘画表现出强烈的爱好，多年以后，他还充满深情地回忆长妈妈送给他《山海经》画册的情形。
早在民国初年，鲁迅已开始收集汉画像石刻。《鲁迅日记》1913年9月11日记载：“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鲁迅常漫步北京琉璃厂等地寻觅，还不时托友人代购。1914年鲁迅花大力气搜集各种佛经，关心历代佛石刻造像等。鲁迅曾对许寿裳说：“汉代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半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正出于我们的汉画呢！”
据统计，自1913年至上世纪30年代，鲁迅所购刻石画像的拓片6000多种。在致友人的信中，鲁迅屡屡盛赞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1935年11月15日，鲁迅写信给友人台静农道：“我陆续收得汉石画像一筐，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崖；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鲁迅在收到最后一批南阳汉画像拓片的两个月后，便与世长辞了。1986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博物馆共同编辑的《鲁迅藏汉画像》。
《鲁迅藏汉画像》内容丰富，精选的数百幅汉画像都是原件影印，有的还有鲁迅所作的简单注解，说明此汉画像拓片来自何地，或标明出土时画像在墓中的方位。如山东《肥城孝堂山郭氏石室画像》旁，有鲁迅注：“第四石。”这幅石刻祥云缭绕，龙鳞排列自然，构图严谨，线条流畅，精美无比，堪称一绝，笔者为它取名“飞龙在天”。又如《山东沂水画像》旁，也有鲁迅注：“沂水汉画像。”这幅石刻气势非凡，人物神态，栩栩如生，驾驭战车，策马奔驰；战马长啸，整个画面洋溢着动感美，笔者称它“车马出征”。另有一幅《微山画像》图，笔者戏称它为“仙人看戏”图，它向我们展示了汉代的生活方式，建筑造型，衣冠服饰等，连一旁的猴子也爬上屋顶看热闹，情趣盎然。这些史诗般的灵石，凝聚着不留姓名的工匠们的惊人想象、卓越创造、神奇技艺，闪烁着他们的智慧之光。
鲁迅为收藏汉画像拓片倾注了毕生精力，大部分是精品，少数拓本更是罕见的珍本，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由于量大，分类整理起来十分不易，而且研究拓片专业性太强，印刷拓片又耗资巨大，致使鲁迅收藏的拓片至今大部分仍然沉睡在库房之中。
收藏鉴赏古钱币
鲁迅收藏古钱币起点较高，不走那种猎奇、玩钱的路子；而是将寻觅古钱、学习钱币知识和钻研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鲁迅在北京的几年中，日记里有关古钱币收藏的记载有40余条，共购入古钱170多枚，仅先秦货币就包括空首布、尖足布、圆足布、齐刀、赵刀、燕明刀等各种币型。鲁迅的集币可见其渊博的学识、见识，超凡的审美见地和多彩的生活情趣。
1914年11月20日，鲁迅在地摊上偶尔发现一枚南宋的“端平通宝”折三钱，这是非常稀少的币种，夹杂在南宋古钱堆里，他以独特的眼力发现了它，并花30铜元将其买下，这是捉了大漏。1915年2月21日，鲁迅与友人季自求去厂甸买古钱，见一枚王莽时的“壮泉四十”。此币是东汉王莽铸造的“六泉十布”中的极品。他当即用20铜元买下了。在当日的日记中他明确写道：此币“系伪造品”，可见鲁迅鉴赏辨伪的功力。
鲁迅还为民国政府设计过“十二章国徽图”银币，又称龙凤银币。“十二章”是古代礼服常见的十二种吉祥花纹图案：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1912年8月28日的日记记载：“与韬孙、季市同拟国徽告成，以交范总长，一为十二章，二为旗鉴，并简章三，共四图……”看来许寿裳、钱韬逊也参加了设计。后来袁世凯背叛民国，舆论要求废除袁大头图案，故改用鲁迅等设计的“十二章国徽图”制版，由天津造币厂铸造成银币，在京津地区流通，北京鲁迅博物有收藏。
喜欢收藏古陶俑
大凡中国文化人对古陶瓷总是情有独钟。在北京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我见到过鲁迅收藏的几件明清青花瓷碗，有一件明代的青花碗是天启年的，一只稍大一点的斗笠青花碗是康熙时的器物。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的鲁迅用过的瓷质烟缸、酱色釉水牛摆件和红釉金鱼瓶等都是清末民初的旧物。烟缸是鲁迅生活的用品，而水牛则是鲁迅“甘为孺子牛”的象征。
鲁迅收藏陶瓷器主题比较鲜明，他偏重于收藏陶俑，共收藏了38件人物俑和19件动物俑。其中唐三彩俑数量最多，而且大部分是精品。如白釉陶武士唐俑，仪表堂堂，神形兼备，是中国古俑作品中的精品；青釉狮子、朱绘陶马、小鸟等动物俑也都极为难得。
唐三彩是明器，用于陪葬。鲁迅在1913年2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购北邙所出明器五具。”第二天又记：“往留黎厂，又购明器二具。”第四天又记：“过一骨董肆，见有胆瓶，作豇豆色，虽微瑕而可玩，云是道光窑。”鲁迅在短短的四天中，有三天去购买陶瓷器，可见他喜欢的程度了。鲁迅同时又手绘所购明器，并题识，手稿今存。题识文字精彩有趣，如他写道：“此须翘起如洋鬼子亦奇，今已与我对面而坐于桌上矣。”
鲁迅喜欢收藏唐三彩不是偶然的。面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鲁迅胸中涌动着大唐盛世的情结。正如鲁迅在《看镜有感》中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唐三彩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精湛的技艺和斑驳灿烂、变化万千的色彩，表达了富有浪漫情调的盛唐气象，鲁迅从唐三彩中获得了灵感。
痴心临摹古碑帖
鲁迅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得益于古碑帖收藏和临摹。刻石碑帖对他的影响，透过他的手书墨迹显现出来。郭沫若1964年序《鲁迅诗稿》中写道：“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质朴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遂宋唐。直攀魏晋。”
鲁迅从1915年开始对碑刻拓本大规模地精心收集，并进行大量的抄录编目工作，对碑帖和墓志的研究精深而严谨。周作人描述鲁迅的校碑工作：“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发现书上错误很多，于是他决心要写一部精密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不字，昔存今残，昔残今微存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
鲁迅抄书的数量，保守的统计，字数可能在100万字以上。仅1915年至1918年，抄录古碑一项就达790种，近两千张。甲骨文、金文、真、隶、篆、草各种字体，他都摹写得惟妙惟肖。人们无法断定，鲁迅抄写碑帖对他所追求的朴素、古拙、富有法度的书法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鲁迅书写风格的形成，与他收藏古碑帖有关。鲁迅研究碑帖极其缜密而深邃，我们仅以鲁迅对大字之祖《瘗鹤铭》的探索可见其功力之深。《瘗鹤铭》原刻在镇江焦山石壁上，后遭雷击崩落于长江之中。
鲁迅对《瘗鹤铭》向往久矣。1914年12月27日的日记写道：“午后至有正书局买《黄石斋夫人手书孝经》一册，三角，《明拓汉隶四种》《匋斋藏瘗鹤铭》《水前拓本瘗鹤铭》各一册……”相隔四年，鲁迅终于在琉璃厂购得《瘗鹤铭》拓本。1918年2月3日的日记写道：“午后同二弟往留黎厂买《瘗鹤铭》一枚，泉五元……”
鲁迅对《瘗鹤铭》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首先是搞清碑的尺寸、字的布局和形态，碑的现状和所在的地方，认真加以校勘和补缺，再将碑的现状像摄影一样加以描摹。鲁迅根据字的大小排列，认为应为“高约一丈三尺，广八尺。十三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他又参考了手头已有的版本，缺字基本补齐后，笔意相连，令人信服。鲁迅纠正当时比较权威的著作《金石萃编》对《瘗鹤铭》误判。
现在焦山复原的碑刻的位置不科学，它是根据《金石萃编》的记载所定，“铭石高八尺内”，这同其所描述的“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是自相矛盾的。根据实际行距只能写十八九个字而已，无法容纳“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的，而鲁迅的“高约一丈三尺”就可解决问题了。鲁迅对碑刻的校勘更具说服力。
郭沫若曾研究过鲁迅的收藏，认为鲁迅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其广泛的收藏爱好是分不开的。鲁迅对文物的收藏不是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也不为炫耀财富待价而沽，而是将文物收藏加以分类整理研究，达到告诉世人本相的目的，这与鲁迅具有的崇高精神境界是一致的。这是作为收藏家的鲁迅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