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大代表、歌唱家谭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乐坛关注度最高的歌曲排行榜统计中，2011年20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歌曲一首都没有，而多是一些无病呻吟、苍白空洞的爱情歌曲过多。其实这种低俗音乐应该管的论调并不是第一次出现，那么如今流行音乐真的这么十恶不赦吗?
据说邓丽君是谭晶老师的偶像，是她人生追求的目标。但其实邓丽君在大陆当红的八十年代，一直都被作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的代表，是一个来资本主义社会台湾的花花舞女的声音。她的歌只能通过敌对势力的电台收听。
当时最早传进大陆并流行开来的邓丽君歌曲是《何日君再来》。然而这样一首在今天看来中规中矩的情歌，被当时的《人民音乐》杂志分析为“这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一首调情歌曲，不是艺术歌曲而是商业歌曲，是有钱的舞客和卖笑的舞女的关系……但《何日君再来》不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是流露出对这种生活的向往。”最后定性为“三十年代的黄色歌曲”。八十年代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组也多次运作邀请她参加，但都没有成行。直到八十年代底，邓丽君才得以正式合法进入大陆。
1980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播出歌曲《乡恋》。这首歌是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是李谷一演唱的。由李谷一在演唱时，学习邓丽君使用了轻声、气声唱法，被一些人认为不妥。1980年2月25日，《北京音乐报》头版刊登文章（点击观看文章影视作品《黑狐》、《白蛇传说》）《不成功的尝试》，批评“《乡恋》抒发的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甚至《乡恋》一度成为“禁歌”，李谷一也成了黄色歌女。
直到1983年。由于当年的春晚第一次开通电话点歌，观众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李谷一演唱《乡恋》。据当时的春晚导演黄一鹤回忆，点《乡恋》的点歌单足足装了五盘。当时在现场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最终才拍板上节目，一首“靡靡之音”这才解禁。
与李谷一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苏小明也曾被批为“靡靡之音”、“低俗”。1980年秋，苏小明演唱《军港之夜》一举成名，然而很快批判接踵而至。《人民音乐》说它“格调不高”，并认为宣传军队的歌曲应以反映部队生活为主，内容方面是要革命的、健康向上的。《军港之夜》格调不高，当兵就是要提高警惕，怎么能让战士睡觉呢?而《军港之夜》曲作者刘诗昭还记得当时老一代音乐家反对之声尤其大，甚至有人说听到这首歌就像听到过去在旧上海、三十年代的旧上海迎接外国水手的妓女。而如今，所有这些争论早就散去，当年的低俗歌曲如今成为了海军的代表曲目，大连甚至建起了《军港之夜》主题公园。
说起对歌曲积极向上意义要求最严格的时代，那肯定是文革时期莫属。当时所有的文艺工作都要服务于政治宣传，中外经典作品纷纷被挂上“封资修”的帽子，如《二泉映月》被说成是“黄色爵士音乐低沉悲戚的节奏，倾吐着一个没落阶级垂死前的哀怨和呻吟。”，瞎子阿炳被批成“一个从精神上屠杀劳动人民的职业道士。”。
而所有的爱情歌曲，则统统被扣上了“黄色歌曲”、“靡靡之音”的大帽子，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被批为“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反动人生哲学……甚至引诱青年 ‘为了神圣的爱情 ’去决斗，去自杀”的黄色歌曲、阿飞作品。”显然，到这时音乐已经无关审美而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了。“”
文革刚刚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伴随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算是官方出版的鉴定指南了。作者在开篇就指出，“黄色音乐”就是追求商业的“商品化音乐”，而歌词中出现吻、拥抱、依偎，则都是不纯洁的爱情，是表现人的“动物性”，并且“为了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消除一切黄色文艺的影响，对黄色音乐也不例外。”
翻开看看这本印数33030本、定价两毛二的书，可见西方和港台的流行歌曲整个躺着中枪，被打上了腐朽、堕落、低俗的帽子。书中甚至特地在结尾单列一章《资本主义世界的“流行音乐”》，西方的爵士乐、摇摆舞、摇滚乐、迪斯科等一个没跑掉的被作为腐朽的资本主义低俗音乐分析了一遍。
这种对于歌曲近似于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要求是源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这成为此后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
而歌曲也是在这个阶段开始肩负起了阶级性、政治性。很多歌曲开始有较强的政治背景，甚至直接因事而起，比如讲抗战的《保卫黄河》、《游击队歌》，歌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的,讲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描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故事的《春天的故事》。 所有的歌曲都开始朝立场正确、态度鲜明方向转变，而这样的歌曲才是健康的文艺歌曲。
歌曲讲求的政治性，其实就是讲一个统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讲究万众一心、大公无私，个人的意义是革命、集体事业中体现的。这种主旋律的审美在文革时期达到了巅峰，其他表达个人生活、内心的话语都被从歌曲中淘汰，歌曲中的整个社会成了一部革命机器，所有人成为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正是这种传统上把音乐当做政治工具的做法，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达个人情感、个体思想、没有那么明显阶级斗争的歌曲都成了“不正确”，这正是当年邓丽君、李谷一被批判的原因。而正是因为这种主旋律审美的惯性，也正是很多主旋律歌手如今不能习惯流行歌曲被“靡靡之音”占据的原因之一。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信息得以自由流动，人们有了自己选择的权利。因而邓丽君、李谷一那种不那么讲政治的歌曲也受到了欢迎，但这却成为文艺从属政治的大敌。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惯性，才会有那么多荒唐的对流行音乐的批判。但其实听音乐这个事，只要大家互不影响，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艺术形式。音乐间的各种主题和形式，并没有必然的高下之分，好比郭德纲在相声《论高雅》里说的，“你可以不同意我的审美观点，但是你无权剥夺我审美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