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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关山月 设置为精华(2014-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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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居于在投资和市场上的价格表现判断的眼光外，我觉得个人心仪、喜欢什么样的章,是受收藏者个人所持的文化熏养背景为影响的：1，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国民族的自然文化环境，这是收藏中藏者的与生具来的如生命“基因”的本性之核，是藏之灵魂的因“爱而藏”的根源所在2，受教育习得的认知悟理文化认知，包括审美情趣的艺术素养能力，这是藏之成长中的“营养”能量蓄用，是从源至流的因“好而藏”的吸纳所在。
如此形成的每个藏者内心深处的一种源于“心”为之牵“情”为之融的个人人文情感、情怀的观感，在此共鸣契合度的艺术观照中便有了心仪和喜欢之感，这是玩国章、外章的占首位的大的心因分水岭。在这样的分水岭下，国人收藏中，除艺术表现力是公认出众震憾较少经典的外章外，绝大多数或“以艺术的眼光看”表现力都超过些国章的外章，即因“好而藏”会退居二线。换句话说，多数藏者之于国章外章之藏的“爱好”，基本上以“情”占主导地位，一般认为外章整体“艺术表现力”的较好较高水平的“视觉”，大多数时候会让位于藏者的“心觉”----------情之系和情之融的“爱”的较强较切的感受。
但源于人类心灵视野深处的共性的人文感怀和艺术价值体现,则是没有人种国界之分的，藏者在“好”的认知悟理中，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带来的美的认同中，同样会因其“好”的熏养而融进“爱”的血液中，这便上升到一种人类共通的对“美”的艺术创作的追求价值守护中，在爱-好-爱中完成收藏传承的升华，从而明白藏之于个人而传之于民族、人类的爱，是为美的生活和精神文化，是源于爱而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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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其位置。他与学生罗哲文不分昼夜地绘制地图。在梁思成标记的地图中，有一份特殊的地图，上面划着两个圆圈，那便是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当梁思成将这个地图呈递到盟军司令部时，盟军的布朗森上校十分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学者要保护敌国的古建筑。梁思成解释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梁思成的提议最终被采纳，古都京都和奈良在盟军的猛烈轰炸中奇迹般得以保全。这个让日本人一直困惑不解的谜题直到1986年罗哲文访日时才被解开。为此《朝日新闻》曾刊发了题为《古都的恩人是中国学者》的文章，盛赞梁思成的义举。梁思成的这种选择建立在超越国仇家恨的基础之上。诚如其子梁丛诫所言：“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战争前线。”
